洪钢(央视体育评论员)

　　羽毛球运动员周蜜发表了一纸声明，对所谓“入籍马来西亚打球”做了澄清和说明。在这次“炒作”中，焦点是周蜜会不会代表大马参加奥运会、世锦赛，无论各方评论的哪一方，基本立场都差不多：只要你周蜜不代表其他国家参加奥运会、世锦赛，干什么都好商量；但如果你要入大马国籍、打世界比赛，那就“你不仁，休怪我不义”了。
 
　　爱国主义只是体育的附加功能

　　因为某些原因，一个人在其他国家工作，算不算不爱国？一个人改变了自己的国籍，算不算不爱国？一个人改了自己的国籍为其他国家工作取得突出成绩，又算不算不爱国？这些问题答案都应该是否定的，没必要举什么杨振宁、李政道的例子，只要看看你我周围，有“海外关系”或者在发展“海外关系”的不在少数，但不会有人为此指责、抱怨和“休怪我不义”。如果这个人是个运动员，情况就不一样了，尤其当他是一个周蜜这样的高水平运动员的时候。

　　过去，借助媒体特别是电视的传播，竞技体育成为宣传爱国主义和升华民族自尊心的重要工具。然而，竞技体育具备爱国主义的功能，并不代表它就是爱国主义。如果对每个运动员的个人行为，总是要用爱不爱国去衡量一下，绝对是件不公平的事情。

　　喜欢把“爱国”挂在嘴边上的人，动不动就用“中国的运动员是国家培养的”来作为横行无阻的权利话语。其实，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从出生那天起，都在利用国家资源、社会资源，并不因为他不是中国的专业运动员而和“国家培养”毫无瓜葛。“国家培养”其实是每一个社会人的必然属性，无论中国运动员还是其他人的成功，都是利用了国家、社会资源和个人努力的综合结果。但在中国体育的掌权者那里，“国家培养”被用作了一个“紧箍咒”，还发明了“举国体制”一词，以便于某些行政功能继续行之有效，也便于那些掌权者继续用“国家培养”来取得舆论优势。

　　实际上，经过多年改革之后，目前国家财政对竞技体育或者说对体育总局各管理中心的拨款已经很有限，各中心包括国家队、地方队的绝大部分经费都需要自筹，现在的运动员与其说是“国家培养”，不如说是“中心培养”。在国家队在体育馆路训练局训练也是按天数缴租金的时代，一个运动员的成才和“国家培养”的直接关系恐怕不会太大。因为“中心培养”而要求运动员为中心效力是合乎情理的，但没必要扣上“国家”的大帽子。

　　现在中国体育一个运动队的管理者，他首先要想的是养活手底下一大帮人。一般来说，只有成绩好了，企业赞助、奖励才会源源而来。让我们弄清中国竞技体育的生存状态：争金夺银首先是在为生存而战，其次才是为荣誉而战。就像一个企业，赚取利润是首要功能，总裁每天盘算的和在员工面前灌输的都是怎么多挣点钱，但如果它成为世界五百强了，总裁在媒体面前就会加一句：“我们要为国争光”。

　　我们要清楚，当某些人说“运动员是国家培养的，运动员应该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时，他的心里话往往是，“别忘了当初是我(中心、国家队)给了你一口饭吃，你不要忘恩负义”。如果我们能清楚地把国家利益和小集体利益分开，在周蜜们的事情面前就能更容易作出正确判断。

　　奥运金牌不会影响GDP

　　长期以来，运动会上的颁奖仪式和国家利益紧密地挂了钩，然而，奖牌真的和国家利益有那么大的关系么？没有一个国际组织或慈善机构会根据运动会上的奖牌榜来为某个国家颁发奖金或提供其他服务，也没有听说过哪个国家因为奥运金牌多寡而影响GDP，但我知道拿了奖牌的运动员、运动队、教练和相关人员会不同程度地改变自己的生活质量。国家、民族形象是否和奖牌挂钩？没几个人记得雅典奥运会单杠冠军是谁，但多数人记住了涅莫夫，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俄罗斯男人的优雅风度。

　　体育比赛的奖牌和国家利益、国家形象并没有那么紧密、直接的联系，国家利益及形象越是多维、多向度，这种联系越松散。以前中国的国家利益、民族形象曾经向度单一，所以人们会更多地诉求于体育比赛，也无可厚非，但现在应该已时过境迁。

　　以周蜜为例，就算她真的代表其他国家拿走了奥运会女单金牌，真正实在有损失的，只是中国羽毛球队。一旦周蜜影响了她们夺牌，奖金会少拿，领导那里会不好交代，教练、队员的小日子就不好过。一旦周蜜拿走了女单金牌，中国的利益会受到什么损失？在外国人眼里，就像张海丽的奥运银牌，谁不知道那是印尼的功劳，与荷兰人何干；于我们自己，其实也毫无影响，部分人心里也许会有点不舒服，但那应该算自己教练无能，而不是去怪周蜜“忘恩负义”。

　　作为一个项目、运动队的直接受益者，利用媒体对周蜜们施加压力，也可以理解，毕竟事关人家饭碗。但一干闲杂人等也在旁起哄架秧子，拿爱国不爱国来大帽子压人，就属于要么不智，要么无礼了。有人无法接受周蜜、诸宸们更改国籍，其实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承认多重国籍，我国法律虽然没有这样规定，但共产主义理想是什么？国家消亡，何论国籍。

　　我们当然赞成爱国，但当爱国成为某些权力意志横行的借口的时候，要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