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汉洵的父亲傅高宾上世纪30年代从家乡广东潮阳背井离乡去了印尼，当时傅家到印尼的地方是北部岛屿苏北省的先达市，当时印尼的羽毛球水平很高，不少到印尼的华人也非常热爱羽毛球，其中不乏打得不错的年轻人，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傅汉洵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印尼当然也会受到当地一些文化体育的熏陶，在50年代初的时候国内的羽毛球发展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当年一批在印尼的华人青年掌握了一定的技术，他们都希望能有朝一日为祖国效力。

　　傅汉洵说，1958年印尼队夺得汤姆斯杯对我触动很大，也可以说是一种激励，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个子比较矮的印尼人可以夺得世界冠军，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行呢？当时的场面非常感人：印尼总统亲自迎接那些世界冠军，他们得到了民族英雄一样的待遇。

　　印尼上下对羽毛球的重视是对这项事业的支持，那个时候傅汉洵希望能有一天能为自己的祖国效力。

　　拒绝加入印尼队

　　傅汉洵的父亲傅高宾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已经是印尼苏北省先达市的华人侨领，也是当地的羽协副主席。1958年当印尼羽毛球男队夺得汤姆斯杯冠军后，印尼羽毛球协会主席苏迪曼先生想到了一定要加强后备力量来保住金杯，于是苏迪曼下令进行全国范围的青少年羽毛球比赛，苏迪曼本人就是苏北省人，所以他亲自到先达市看当时的比赛，于是苏迪曼与傅家父子不期而遇。

　　那次苏北省的比赛，17岁的傅汉洵夺得了男子单打的亚军，苏迪曼当场就看中了傅汉洵，他问先达市的羽毛球协会主席，“这个小孩是谁家的孩子？”先达的羽协主席是一位当地**的司令，当时他笑呵呵地对苏迪曼说：“这个孩子的父亲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就是我们当地羽协副主席傅高宾的儿子。”

　　苏迪曼先生当即就向傅汉洵的父亲表达了想召其入选印尼队的想法。傅汉洵介绍：“当时，父亲想了很多，后来他对我说，既然苏迪曼都看中了，那说明这个孩子还是非常有前途的。但父亲的目标还是想把我送回国内，代表中国打比赛，绝对不会代表印尼队打比赛的。”

　　当时傅汉洵的父亲灵机一动，他向苏迪曼说要和孩子本人商量来推脱一下，可是苏迪曼先生追得很紧，当得知傅汉洵是中国籍的时候他马上表示：“这个不是问题，国籍可以改嘛，完全不影响去印尼国家队集训。”

　　面对苏迪曼先生的坚决，傅汉洵的父亲只能用改国籍是大事情暂时推了一下。当晚，傅高宾就给中国驻苏北省绵南总领事说这件事，总领事说：“一定要回中国，因为国内在羽毛球这个项目上还是一个空白。”那一晚傅高宾先生辗转难眠，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第二天傅高宾对苏迪曼说：“我儿子傅汉洵有女朋友了，而且女朋友在国内，儿子答应女朋友回中国。”苏迪曼最后只能接受并理解。

　　傅高宾先生用这个“善意的谎言”保住了将来为中国羽毛球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傅汉洵。

　　傅汉洵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非常动情，他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父亲这样的做法是最好的一种办法，我们表现的是不卑不亢，完全不是故意欺骗苏迪曼的意思。而且没想到的是，苏迪曼先生非常爱才，他当时就大度地表示希望我随时到印尼国家队集训。”

　　胸怀宽广的苏迪曼先生所倡导的精神到现在还激励着傅汉洵。虽然傅汉洵拒绝为印尼队效力，不过苏迪曼离开先达市的时候表示会派一个国手过来指导苏北省的冠亚军，当时傅汉洵以为这只是一句客套而已，没想到一个月以后一名著名的国手真的来教傅汉洵了。

　　有一次到外地参加运动会，傅汉洵路过雅加达，让他没想到的是，得知自己要来的苏迪曼先生亲自开车到机场接这几位先达的客人，而且苏迪曼让傅汉洵等人住在自己的家里，而且非要留了好几天才让走。在傅汉洵的眼中，苏迪曼先生对国际羽毛球事业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胸怀宽广、有生活目标、看得高望得远。苏迪曼精神永远激励着一代人。

　　再苦也要打败印尼队

　　1959年印尼发生第一次排华事件，1960年1月8日只有19岁的傅汉洵与大约2000多名乘坐一条大船从新加坡出发踏上了回归祖国的归程。那个时候南海刮起了台风，承载着2000多名中国乘客的大船就像一叶小舟一样在海上飘荡，由于受到台风影响，船上的所有人都受尽了痛苦，呕吐是正常现象，更有不少人已经奄奄一息。

　　经过10几天的漂泊大船终于到了香港，不过由于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祖国那里并不让直接上岸，在等了一个晚上后2000多人从尖沙嘴登上火车进了罗湖口岸。傅汉洵说：“当我们看到五星红旗的时候，就一块唱起了《歌唱祖国》。2000多名印尼归侨全都泪流满面，终于回国了，这是我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

　　回到广州后，国内正处于3年困难时期。许多体育项目已经被削减，不过归侨在羽毛球上的优势使这个项目保留了下来。“当时我们男队的饭量不够，为了打好对外国球队的比赛，不少女队员把部分饭分给我们，”傅汉洵说，“那种爱国主义精神是所有胜利的基础。”

　　“1961年，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提出3年实现羽毛球达到世界水平，虽然当时我们出国的机会很少，但国家可以把印尼、丹麦等强队请来打友谊赛，1963年我们和印尼打友谊赛，当时中国队把印尼队打得一塌糊涂，丹麦队也在我们这称臣。”傅汉洵说，“我们提前实现了3年达到国际水平的目标，当时国外的媒体说中国队是无冕之王。”

　　当年以印尼归侨为主的中国队打出了高水平，“随后我们这代人又投入到了教练队伍当中，我想现在的辉煌也与40年前印尼归侨所打下的基础有关。”傅汉洵说。

　　在广州特建羽毛球队

　　1970年，傅汉洵因腰伤退役，他的夫人曾秀英(马来西亚归侨)早他一年退役。夫妇两人都选择了为广州羽毛球培养下一代的工作，1973年，广州成立了中心体校羽毛球班，随后在这个班级里，陆续涌现出吴迪西、关谓贞、劳玉晶、林燕芬、张洁雯、谢杏芳等重量级队员，她们都出自傅汉洵的门下。

　　后来广州中心体校羽毛球班因为成绩突出，在当时还没只能存在省队的情况下，1977年国家体委和广州市体委特批广州可以单独建羽毛球队。到现在为止，在傅汉洵先生的心里还有一件憾事，那就是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羽毛球女双决赛中，主裁判的连续两个误判让关渭贞/林瑛失去了拿到奥运会金牌的机会。

　　傅汉洵现在依然把张洁雯、谢杏芳进入自己队伍的日子记得很清楚，“1995年2月15日，我最欣赏的两名队员终于到了我的组中，她们两个素质不错，有良好发展的雏形。”他说，“当时在伟伦体校的时候一位北方教练还问我，谢杏芳和张洁雯身材那么好是不是从北方转来的？我笑着说，这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广州人。”

　　言语当中傅汉洵副主席透着自豪。“其实，两个人刚入队的时候基本功还是比较粗糙的，当有人说应该给两人大运动量让其马上出成绩，当时我和太太曾秀英坚决反对。”傅汉洵说，“因为这样急功近利会让运动员提前退出球场的，于是我们顶着压力让两人苦练3年基本功，到现在事实证明我们的做法是对的，两人都成才了。”

　　实现一代归侨的梦想

　　印尼归侨为广州羽毛球乃至中国羽毛球的发展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汤仙虎、侯加昌、潘祝英、陈国良等等都为羽毛球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他们那一代印尼归侨没有机会拿冠军，他们的弟子为他们实现了夙愿。

　　“当运动员的时候我一直梦想着当世界冠军，不过当年许多特殊的原因使我们无法实现。现在我们的弟子们实现了冠军梦想，这也是我们的成就和收获。这次谢杏芳为广州获得了历史上第一个女子单打金牌，希望我们的队员再接再厉，在08奥运会上再创好成绩。我们这代人基本上都退休了，不过当中的许多人依然还在关心着广州羽毛球的发展。现在广州羽毛球的方向已经由关谓贞、林燕芬等人把握，希望她们能把广州羽毛球带向更好的发展方向。”

　　广州羽毛球教父级的傅汉洵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并没有看着记者，他看着窗外，是在回忆，又像在憧憬，但感觉是美妙的。

　　这是一种

　　桃李满天下的感觉

　　1957年，12岁的陈国良教练回国的时候还在哭鼻子，可是过了几年之后他成了专业的运动员，而后他和自己的太太潘祝英一起投身于广州羽毛球事业的幼教之中，摸爬滚打35年过去了，他们的弟子成熟了、成功了，当他们退休时得到的是弟子们的感恩。

　　其实傅汉洵、曾秀英指导的许多学生，都曾是潘祝英、陈国良的学生：林燕芬、劳玉晶、张洁雯、谢杏芳，都是受过他们的教导。

　　潘祝英也是因为1959年印尼排华的原因从印尼的中爪哇返回中国，那个时候潘祝英只有13岁，她的父亲在其7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当时和潘祝英一起回国的是她的5个姐妹。当时潘祝英一家回国的时候被安排到了英德华侨农场，当时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潘祝英有机会上学，而她在印尼学到的羽毛球技术还真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64年省运会，18岁的潘祝英代表韶关拿到了女子两个项目的金牌，随后广东省队调她，一直打到1977年，潘祝英退役到广州市体育馆做了一名教娃娃的基层教练。他的丈夫陈国良退役之后当起了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中小学的体育老师，就是他发现了张洁雯、谢杏芳两个曾经并不被看好的苗子，随后夫妇俩联手一起培养了多名不错的苗子。

　　让陈国良教练最为感动的是，至今像张洁雯、谢杏芳这样的队员还和自己的启蒙恩师保持着联系，陈国良说：“这些成了名的运动员和我们感情很深。张洁雯每当参加世界大赛的时候都会打电话给我们，只要回到广州都会和我们一起聚会，在她出现挫折的时候我们都会鼓励她挺住。尤其是在张洁雯发现有贫血的时候，我们写信说‘相信你会挺过去’。后来张洁雯告诉我们，说会永远记着我们对她的支持。”

　　说话间，陈国良指导一直透着幸福的感觉，“这也许就是桃李满天下的感觉吧，”陈国良说，“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只要能默默无闻地为羽毛球事业做点贡献就可以了。”

　　每次想起从印尼归来艰苦创业的记忆潘祝英都会陷入沉思，潘祝英教练说：“那个时候我们家姐妹多，我到省队打球每个月也就20块钱，这哪能养活家里啊，所以我的姐姐都在家务农，过着艰苦的生活。不过那时的辛苦才锻炼了我顽强的意志品质，在比赛当中给观众留下了小老虎般的拼搏印象。”

　　潘祝英后来成为了广州市体育馆羽毛球队的主教练，她的丈夫陈国良也是这里的特聘教练，两人几十年如一日工作在羽毛球小球员的启蒙教育中，他们永远也没机会到国际赛场上亲自指挥自己的弟子比赛，但只要曾经培养的弟子能出成绩就是他们的快乐。

　　如今，陈国良潘祝英夫妇被某企业集团聘为羽毛球教练，他们虽然离开了体育馆的正式教练岗位，但他们还在为羽毛球小球员的启蒙做贡献，现在两人的羽毛球班里有50多名队员，潘祝英说：“虽然我们只是在周末才教孩子们训练，但我想只要有好的苗子我会向上推荐，我们这里更注重的是用羽毛球运动为孩子们带来快乐。”

　　陈国良潘祝英夫妇时常在想，如果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会不会选择回国？两人的回答异口同声：“我们从印尼回来的时候就抱着为祖国出力的想法，到现在一直未变，即使我们现在在收费的羽毛球班里做教练，但我们收最低的费用做最好的训练，把自己的余热发挥到羽毛球事业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