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坎坷的岁月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体育战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从国家体委到各省、市、自治区体委，被军事管制;党和国家十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体育事业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全国各地的体育场、馆等设施或被毁坏或被占为他用，器材散失殆尽，运动队伍被迫解散;体委干部和体育工作者大批下放。羽毛球界的著名教练王文教、陈福寿、林丰玉、杨人燧等于1969年被下放到福建西部的山区落户，去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尤其令人愤慨的是，当时的羽毛球教练员和运动员，绝大部分是归侨青年，他们为祖国羽毛球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迹。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横遭批斗;优秀运动员侯加昌、方凯祥、林建成、吴俊盛等也都下放农村。中国羽毛球协会秘书长谢朝权及不少体育干部也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力，下放到“五七”干校。然而在他们的心目中却始终装着祖国的羽毛球事业，他们向往着返回羽坛，为国争光，日夜盼望着归队训练的音讯。

　　在这期间，国际羽坛风云变幻：印尼的梁海量于1968年登上了全英羽毛球比赛的冠军宝座，1969年印尼队又从马来西亚队手中夺回世界羽毛球团体冠军，第四次捧走汤姆斯杯。作为中国的羽毛球教练员、运动员多么想再与他们决一雌雄，比出高低，眼下却在成天和泥土打交道，连球拍都摸不着。焦急、烦燥、感叹改变不了严酷的现实，他们被迫放弃了生命般的羽毛球事业。但是，他们的心还是与国家的羽毛球事业紧密相联的。王文教、陈福寿、杨人燧、林建成等在下放期间通信联络，联名上书羽协秘书长谢朝权并请转报中央，恳求党和国家关怀来之不易的羽毛球事业，不能让它毁于旦夕。当他们自己身处逆境、前途未卜之际，仍然念念不忘国家的羽毛球事业。

　　1971年，国家体委决定恢复组建国家羽毛球队。王文教、陈福寿从农村调往北京担任国家队教练，重新描绘振兴中国羽毛球事业的蓝图。